汪玉凯：“全面深化改革”是中国的“二次改革”四川省人民医院二门诊四氢化二氮四氧化二氮

　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、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。资料图

2015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。

两会期间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、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接受记者专访，就“四个全面”中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进行详细解读。

在采访中，汪玉凯提出，1978年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召开前的三十多年里，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达到9.8%，“创造了奇迹”;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“一次改革”，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可以称之为“二次改革”。

“‘二次改革’的最大特点就是改革进入深水区，改革要啃硬骨头，要涉险滩。在距离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仅有五年的情况下，‘四个全面’的提出不仅为‘第一个一百年’目标(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)的实现提供了支持，也将对‘第二个一百年’目标(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)的实现发挥作用。”汪玉凯表示。

四个“难以为继”决定“二次改革”必须进行

“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那年，中国人均GDP还不到非洲最穷国家的1/3。36年后的2014年，中国人均GDP达到7485美元，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，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已经不远。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性巨变。”汪玉凯告诉记者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，中国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进程，其发展速度、成就都是举世瞩目的，“但是，改革带来的负面问题也有很多，其中包括资源环境的破坏、贫富差距、污染问题等等。”

汪玉凯表示，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背景来看，“四个全面”的提出呼应了四个“难以为继”，具体来说就是：其一，低成本出口战略，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，难以为继;其二，低端产业主导经济结构难以为继;其三，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;其四，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。

“这四个‘难以为继’，表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，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面临经济风险、政治风险、社会风险和信任风险。”汪玉凯以“经济风险”为例指出，目前中国经济面临“由数量型、规模型要向质量型转变”、“由学习型、模仿型向超越型转变”和“由引进式向对外扩张型转变”三个关键拐点，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，《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》也将中国2015年GDP增长目标定为7%左右，“从这些角度来说，中国的改革必须‘改弦易帜’，进行‘二次改革’。”

“二次改革”目标直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

“从使命上谈，中国在‘二次改革’中的目标很清楚，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。这一目标充分说明本届领导人所具有的现代国家治理意识。”汪玉凯表示，这一目标的实现具体包括五块体系和五种能力的现代化，“五块体系分别是法治体系、国家制度体系、国家组织体系、国家政策体系以及价值体系的现代化;五种能力则是指决策能力、执行能力、驾驭市场经济能力、应对危机能力和行政能力。”

汪玉凯认为，“四个全面”的提出表明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心通过“二次改革”打造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政府，进而先后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，而“一次改革”与“二次改革”的最大区别，也就在于前者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轴，后者除了注重经济体制改革，也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。

“从二次改革的内容来看，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、政治体制改革、文化体制改革、社会体制改革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六个方面。尽管在整体布局上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，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，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不了的。”汪玉凯表示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，要通过金融体制、财税体制、投资分配体制、新型城镇化等重大改革，避免中国经济大起大落，顺利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，这需要注重创新战略，最大程度地提高国家、集体、个人的参与程度，实现全社会创新，“要实现创新社会，需要政治体制的高端改革和下端改革并举，同时还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。”

汪玉凯指出，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放在行政体制改革，除此之外，政治体制改革还应包括“政治体制的高端改革”，即：建立宪法的权威，完善政党政治，构建社会主义民主，构建社会主义法治。

“从政治体制的上端进行相应的改革措施，才能避免行政体制下端改革措施进行到一定程度后难以继续推进，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释放社会活力，给社会以更大的自主权。”汪玉凯说。